1972年，我16岁，我不知道在我的城市米兰的街道上旅行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角色 – 奥地利艺术家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他拿着一棵树，传达了一种新式的建筑，庭院和房间里都围绕树木而建。在街道的中间，手里拿着一棵小橡树，距离斯卡拉歌剧院仅几米，Hundertwasser正在制定有机建筑案例，基于一个标准来控制一个空间内人口数量与树木数量的关系。
当时我是一名参与议会左派运动的高中学生，我走在米兰的街道上抗议 – 而不是关于生态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而是社会不平等的大问题，教育权利，“帝国主义”。我认为生态和环境问题是多余和无关的，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典型问题。然而在意大利，在同年的佛罗伦萨，还有一些年轻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们二十到三十年代致力于抗议文化。
他们组建了Gruppo 9999，开始思考城市中树木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并对城市未来构建的愿景，充满森林和树木的城市环境的图像和建筑风格。但即使他们的视野如此强烈，激进和令人不安，也因为意大利和欧洲知识分子左翼的主流文化的冷漠而受到了损害。我从来没有想过，40年后，我自己将成为作家，就在米兰，这是一个旨在彻底改变城市中心树木和人类之间关系并旨在推广城市新理念的建筑。